你知道伯希和与敦煌文化的关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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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劫宝——历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政治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4）、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后来也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
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问世尤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而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要角。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密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端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术文化方面，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好金石书画，著有《斋吉金录》，幕下招纳了不少文人学士。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免过当，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工诗词，精鉴藏，后被岑春煊弹劾，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识之于迪化，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第一，伯希和并没有先至千佛洞“犹未取之”，“再至”时才窃取敦煌文书的。众所周知，斯坦因于１９０７年至敦煌，用欺骗、引诱之手段窃去许多敦煌经卷。１９０８年３月，伯希和首次来敦煌，用同样手段骗取千佛洞藏经数千卷。关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详细活动及挑选经卷的经过，可参阅伯希和的《敦煌石室访书记》长文，汉译文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９卷第５号。
第二，斯坦因来中国西北考察时，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也得到了一些官僚士绅的帮助，但其盗窃敦煌遗书，并没有“暂借”一说，也没有这一方面的有关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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