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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陶棺墓。市文保考古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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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8号东晋永和五年砖室墓中出土的“鸡嘴盘口壶”十分精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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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古钱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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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人员在现场向媒体等相关部门介绍卧旗山古墓群发掘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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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土坑墓。 市文保考古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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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旗山古墓群出土的大量文物。
本文摄影除署名外均为郑晓群 | | 题记 卧旗山,温州人熟悉的“垃圾山”。
小水库修建的坝址、烧制煤球取土的残缺、合作化时期农民开成的田埂、化工厂硫酸罐仓库铺设的圆形水泥底座、生活垃圾堆积而成的山丘……这些就是卧旗山的表层。但在此之下,却发现了一庞大的古墓群。
2006年5月19日,温州文物保护考古所的考古队受命进入卧旗山,他们的任务是抢在现代文明彻底改变这些可能的记忆之前,抢救自身文化遗传的基因片段,拼凑出我们自身与祖先之间的一脉温情——
本报记者 黄之宏
蔡钢铁是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是鹿城区双屿镇卧旗山抢救性考古清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办公室被各种文件挤占。一米见方的茶几被各种皮纸文件袋占据一半,一本灰色大部头“好川文化”尤为抢眼,沙发角落里红色、黑色尼龙袋子装着尚未分析的泥巴,旁边则摞着一卷卷地图。
他抽取一卷铺在桌上:沿瓯江而下,大小杂乱的房屋之中一道道密密的等高线,圈圈线条上散落着点点三角形、小十字标志,这便是卧旗山及其支脉湾儿山。
“我们推测这一带是古墓葬集中区,上世纪50年代卧旗山东南坡山麓曾经有过零星发掘,但现在垃圾山下到底埋了什么,大家只是推测。”2006年5月、2007年1月及3月,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受省文物考古所之托,三度进入卧旗山及其支脉湾儿山甬台温铁路及西片污水处理厂施工基地,进行抢救性考古清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晋、唐、宋、明等年代墓葬33座,其中包括新石器晚期好川文化墓、我市首例唐代同室双棺夫妻合葬土坑墓、我省首例陶棺葬等重要发现。
挤满所长办公室里的文件,记录的正是考古队在“垃圾山”奋战100余天收获的战果。
孤丘之上的先民传说
2006年3月,考古工作者挪去湾儿山2米高的垃圾层,裸露黄土里的讯息让现场的人精神为之一振。
离耕土层只有1米多,就在当年硫酸罐的水泥底下面,考古队在此发现一个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中的罐壶、炊具、陶钵等,其形制、胎制与温州老鼠山出土品十分类似,他们因此推定这是一穴新石器晚期好川文化墓。
好川文化是分布在瓯江流域、仙霞岭北麓山地,距今4000多年。199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遂昌县好川村的岭头岗岗顶和东南部发掘了80座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漆器、陶器证明这一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以农耕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史前文明。2002年,考古人员在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老鼠山发现同一文化时期遗址,这一发现将温州乃至浙南史前文明向前推进一大步。
老鼠山紧挨戍浦江,是沿江平原之上一座仅61米的小山头,而卧旗山主峰的海拔高度则是58米。除了高度与老鼠山相仿,瓯江蜿蜒支流绕过连绵山丘,两个小山都是山前沿江的平原孤丘。“平原孤丘型聚落,远离高山密林这是温州先民一个重要居住环境。”蔡钢铁解释说。
瓯越之民“披发文身,错臂左衽”,有人推测温州之所以为瓯地,与先民沿瓯江而居住且善于制造“瓯” 型陶器相关,好川文化墓的发现是否能够成为例证?温州位处冲积平原,不但常年经受雨水冲洗,台风等自然气候也极易导致地貌以及人类生活的变化,这些埋藏在地下历经数千年的生命和文化又是否能够成为当年真实的写照?
当年考古人员对老鼠山文化层土层中间进行了硅质石测验,在高倍显微镜下他们能发现有稻谷的碳分存在,由此而推定温州先民已经处于采集、农耕渔猎为主的生活形态;而当时聚居部落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又非常有限,聚居在平原孤丘能够有效避免野兽侵袭。“两次发现已经印证了此前对温州好川文化遗址分布地理特征的推定。”蔡钢铁因此认为,老鼠山和卧旗山好川文化墓的相继发现,可以让后人构想出4000年前温州先民生活的基本形态。
“山前沿江,瓯江,这正是好川文化时期完成信仰崇拜和社会交流的这一重要的地理条件。”蔡钢铁的手指顺着地图的瓯江,一路滑到卧旗山,“先民划着独木舟,进入瓯江,沿江而下可以出海渔猎,沿江而上就能到达上游,‘好川文化’高级别中心所在——遂昌。”
在好川文化墓的出土品图录中,能翻出大量代表部落权力中心的权杖——镶嵌玉片的柄形器,这成为蔡钢铁做出如上判断的依据:“这种权杖在遂昌有大量出土,温州老鼠山也有出土,但我们这里随葬品、玉器都不如他们多,我们推测遂昌更加接近权力的中心,而散落在温州的聚居部落可能以分封的关系存在。”
根据以往的经验,好川文化时期先民并没有对生活区与墓葬区做出明确的分隔,墓地的存在证明生活区就在附近。但卧旗山却没有找到含有生活遗址的文化层。“或许是因为这一地块经过多次人类建设破坏。” 蔡钢铁遗憾地说,如果能够发现相应文化层将有助于更好了解当时部落分布交流情况。
延续千载的“墓后”故事
28号“凸”字型西晋砖室墓,烧制的青砖留有铜钱纹、人脸纹;18号长方形永和五年砖室墓,券顶用半块砖头砌出鱼脊,像一列火车头;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砖室墓,墓地砖砌了一个排水沟“阴沟”,结构非常讲究……蔡钢铁一边悉数33座古墓的特征,一边不由感叹“古人墓室总是寄予了很多愿望,但反而是砌造考究的砖室墓更容易被盗。”
所幸,宋代以前的盗墓贼,大多只对金银珠宝感兴趣,遗留下来的瓷器,陶器甚至墓志成为更有考古价值的遗迹,它们或许能更加直接推定墓主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身前故事。
唐代同室双棺土坑墓,宽大墓室内,棺木已经完全腐朽,只遗留两行整齐发锈的棺钉和板灰。北一溜随葬瓷器,除了各有扣着碗的盘口壶之外,分别放置象征男性的生活器物虎子(夜壶),以及象征女性财富的剪刀。由此专家推测墓主人生前可能为一对夫妻,这填补了我市考古发现史上的一项空白。
南宋庆元年间的三穴砖室墓,是这次考古清理中,主人身份最为明确的墓穴。三穴墓室同时建造,砌筑规整,从南至北依次葬入父、母、子一家三口。
是什么导致这一家人的相继死亡,他们又为什么相邻而葬?
“有宋庆元乙未二月辛卯,永嘉陈公,讳(辶圭),字彦通,卒于寝,寿70。夫人李氏生于绍兴壬子,先公二十有六日卒。子士龙,字子云,生于乾道丙戌,后公二十有三日卒,呜呼。”蔡钢铁拿出一份墓志的手抄,这方墓志清楚记载了发生在1000年前一家三口的死亡时间。
男主人陈公为人端正性格朴实淳厚,他一生专注于乡里教育从不操心家事,家中有“贤内助”李氏全权打理。庆元乙未(1199年),67岁的李氏过世,陈公伤心过度26天后追随妻子而去,享年70岁。父母相继过亡的事实,给陈家三个儿子带来巨大打击,33岁的孝子士龙最终在23天后悲恸而绝:“生前不能奉养双亲,我愿在地下继续侍奉父母。”这是“墓中孝子”死之前的遗愿。
尚未开启的陶棺谜团
但并不是所有墓主人身份都能这样清晰。考古人员最希望了解的明代中期陶棺葬主人身份就留下团团疑云。
1号陶棺葬墓里,出土了长0.6米、宽0.4米、高0.5米的青灰色陶棺,陶棺四壁与底座连成一体,封口由一块陶片堵住,底部则留有3个食指大小的圆孔。陶棺内,考古人员发现食指粗细的骨骸被整齐排列在棺底,且有被火烤烧过的痕迹。通过温州医学院法医专家DNA检测,他们推定墓主是男性,但无法确定年龄;通过热释光测定,他们确定棺木为500多年前明代烧制。
“馆底是魂孔,古人相信死后灵魂会离开身体,这便是灵魂的出口。”蔡钢铁如是解释。
然而,这个陶棺的体积容不下整个成人尸骸,这些经过火烧的骨骸中又没有最为坚硬的脑颅骨。陶棺中是儿童还是成年人的尸骸?火烧是因迁徙墓址二次入葬所需,还是因事故比如火灾,或者是一种神秘葬俗?考古人员很难给出更多的解释。
蔡钢铁遍找资料。陶棺葬是原始时期和夏商时较为一贯的孩童葬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台湾、两广、云南、甘青等地80多处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陶棺葬。大汶口文化时期陶棺葬,是将陶鼎打碎,作为孩子尸骨的容器;四川成都夫妻合葬陶棺有2米余长,足以乘装成人,但汉代之后陶棺葬逐渐消失,浙江发现陶棺葬更是空白,资料也不能提供更多信息。
“但这已经证明这种葬俗在温州的存在,陶棺不会只是个例,这应该是当时民间的一种传统。”蔡钢铁说这些问题的提出足以改变以往对温州葬俗历史的传统认识,根据他的经验,只有问题的提出才有随后的新进展,比如这次东晋纪年墓的出现。
在这次古墓群的考古清理中,4座东晋砖室墓的墓砖上留有明显年号,参照这一年号,墓室内青瓷器便可以成为推定特定时期瓯窑工艺水平、流行风格的标准器 。“有了这种参照工具,专家可以连续比较了解古陶瓷发展史的风格演变,而单独器物又能作为瓯窑发展的断代依据。”看着修葺完整的随葬品,蔡钢铁笑说,碎片中正是破译历史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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