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前天嘉定江桥发掘明代古墓后，昨天在仅仅数米外的第二个墓穴中，发掘又有新发现。
前日“第一穴”中的墓主，与戚继光同朝为官，应该还曾为抗倭大业筹款调粮。这主要是因为，其墓志铭写明曾任“登州府同知”，登州在今天山东蓬莱，正是戚继光的老家，还是他第一个职位“登州卫指挥佥事”所在地，更是明抗倭的最主要军港。而“同知”，比知府低一级，主管的正是财政。
昨日这“第二穴”的主人，据专家初步推测，官阶比“第一穴”的还要高：三品。
这位先人，是谁？
“孔雀补”泄露天机
昨天在发掘现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研究部专家何继英关注的一点，是墓穴主人胸前的服装。
尽管已年代久远，但仍可明确看出，这是著名的“孔雀补”。
“孔雀补”，就是指官
员服装胸前后背所缀的那一块布上，绣织图案是孔雀。这见于明清两代。图案的不同，代表着官阶的高低不同。在清代，一品文官为“仙鹤补”，二品文官为“锦鸡补”，三品文官就是“孔雀补”，以下依次为“鸳鸯补”、“白鹇补”、“鹭鸶补”等，最低九品“蓝雀补”。而在明代，江西高安胡镇墓出土的一件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典型官服，用的就是“孔雀补”，也为三品官所用。
换句话说，昨天露面的这位先人，当年曾官任三品。
而前天出土的另一位，仅能根据现场发掘出明朝一般五品以上才有的石虎石羊等“石像生”，而又不是一二品的石人、三品的石马，从而初步推测为四品或五品。
怪哉！好几大卷纸
蹊跷的是：墓主官阶要更高，墓中的东西却远不如前一天那个墓穴多。
前天现场发掘中，在墓主棺内出土了头戴的官帽、身穿的官服、随葬的铜镜、腰带、金发簪等，在夫妻同葬的女墓主棺内出土了戒指、头冠、腰带等，以及一份据初步推测的“度牒”，即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人所发给的证明文件。专家称：“上面盖的印章依然可见。”
明代，道教兴盛，又尤以《大明王朝》里那个嘉靖皇帝为甚。为了崇奉“张真人”、打击元代的道教另一大派全真教，以前者的“阴阳双修”对抗后者的“专一清修”，据说有一个办法就是规定普通百姓“纳粟”也可发“度牒”。
前天在女墓主穴出土的这一“度牒”，会是一个佐证吗？
一切，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鉴定。
但昨天出土的东西，却确实明显更少。除了那块“孔雀补”，便是一根玉簪和好几大卷纸最为醒目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根玉簪为白色，长约10厘米，显眼是上有刻纹。而那好几大卷纸，全是一刀一刀的，非常完整，看上去根本没有打开用过。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是防潮？还是爱好？专家也一时难定，只能肯定地说：以前墓穴中有纸，却大都是书、佛经，像这样一刀一刀未曾启用完整放置的，确是罕见。
这就涉及到墓主的身份了。会不会他对文墨字画有着非同一般的钟爱，以至要相伴长眠？
考虑到这个墓与前一个墓之间的特殊方位关系，这不是没有可能。
他们的关系“肯定很亲”
两个墓之间，相隔仅仅数米。
而从两天发掘的诸多“石像生”以及一块“李公神道”的石刻来看，这两个当年露在地面上的墓穴，应该是各有神道，也本应各有墓园，何以却相隔这么近？
再看方位，两个墓穴，一在东上，一在西下，也正符合从周天子墓葬起中国宗庙墓葬相沿千年的“左昭右穆”制。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昭为明亮，穆为严肃、壮美。
而且，两个墓穴之间出土的东西也有一定呼应性。
专家现场推测：这是一个家族墓，而且两个墓之间，是很亲的关系。
可惜的是，昨天这个墓没出土铭文。所以只能根据前天那个墓穴的两块墓志铭，来做一番推测。
在昨天发掘现场，记者遇见本报通讯员李宁。他在前天亲睹了两块石板分载的“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和“明故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新斋配程宜人墓志铭”文字后，连夜从家中一本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南翔镇志》中找出了一些端倪———前天的墓主“李新斋”，“应该就是《南翔镇志》 |
